生物育种,中国能否持续跑赢美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近日正式发布《生物育种产业专利导航研究报告》。《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生物育种专利申请量排名全球第一,其中分子标记育种专利申请量排名已超过美国,成为申请量最多的国家。

  我国是种子大国,还不是种子强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白剑锋表示,当前中国种业还存在国际化布局滞后、商业化育种体制机制尚未建立、部分领域侵权风险较大等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1)我国生物育种领域的研究非常活跃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物育种产业和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中也提出要“围绕生物育种前沿技术和重点领域,加快培育一批具有知识产权的优良植物新品种,提高授权品种质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强调,加强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

  传统育种工作依赖于育种家的经验和机遇,往往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和不可预测性,而生物育种能显著提高育种效率,能够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更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我国一直以来都高度重视生物育种技术及其产业化。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以海南崖州湾科技城为研究样本,开展了生物育种产业专利导航研究。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二处副研究员王雷介绍,研究表明:当前全球生物育种专利申请量呈上升态势,尤其近十年来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和美国是生物育种领域主要专利申请国,专利申请量远超其他国家。近 10 年来,中国的专利申请发展势头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国增长势头减缓,反映出我国生物育种领域的研究非常活跃。

  从分类来看,在生物育种关键技术创新中,我国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相关专利申请数量较多,其次是基因种质资源相关专利,由于分子设计育种兴起较晚,当前申请占比还较小。

  从申请人来看,中国排名前十位的国内申请人均为高校和研究机构,排名前三位的是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承载国家“南繁硅谷”建设任务的三亚崖州湾地区专利申请量67件,目前其中31件获得了专利授权。专利主要集中在高科技育种领域,在新兴基因编辑育种领域也有部分专利申请。虽然当前专利申请总量较少,但发明专利申请占比较高、专利授权率也较高。

  (2)生物育种等先进技术利用深度和广度不足

  虽然我国已是全球最大的生物育种专利申请国,但生物育种本身的发展短板依然明显。

  “首先,生物育种等先进技术利用深度和广度不足。”白剑锋举例说,国外大豆育种已广泛利用分子辅助选择等现代育种技术,大大提高了育种效率。而我国大豆育种则基本是常规育种,在育种效率和对具体性状的精确改良方面明显落后于美国。

  其次,核心技术没有突破。以基因编辑育种技术为例,TALEN 和 CRISPR 是基因编辑育种的发展方向。我国在相关技术的应用方面有一定突破,但尚未取得平台技术的核心专利。

  “针对相关平台技术,我国存在较大侵权风险。”王雷表示,应充分关注国外重点申请人中国同族专利的状态,且在商业应用之前,充分评估侵权风险,以预先取得相应许可,避免知识产权纠纷。不过他也建议,在基因编辑作物靶基因开发方面,各大种业巨头尚未进行密集的专利布局,我国可以在该领域加强研发并进行专利布局。

  白剑锋还提醒,我国在植物生物育种领域的专利数量虽然位列世界第一,但绝大多数专利都只在中国申请了保护,缺少专利的国际战略布局。“这一方面是研究人员缺乏去国外申请专利保护的意识;另一方面目前国内也缺乏帮助研 究人员申请国外专利保护的社会服务机构。”白剑锋说,国家应从政策方面鼓励和引导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的国际化,进一步加强我国植物生物育种专利申请的国际布局。

  (3)创新动力不足、且接近一半的品种没有推广面积

  就种业本身的发展来看,我国还需解决一些体制机制上的障碍,推动校企合作。

  《报告》指出,我国农作物品种选育大多是以课题组为单位的“作坊式”育种,一个小团队负责整个育种的全过程,力量分散,育种周期长;与国际先进的“流水线式”的育种体系相比,在效率、资源和技术手段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当前这种体制上的局限会直接影响育种产业的创新动力。

  王雷注意到,中国种业公司有一个明显奇特的现象,就是大品种成就大公司。在这样的机制下,企业的发展就必须依靠研发实力。然而,我国目前尚处于传统育种向商业化育种转变的起步阶段,商业化育种体制、机制尚未建立。

  “科院所及高等院校有育种资源、技术和人才优势,一直是我国育种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但是,以完成科研题目为目的的研究机制,以技术为导向的育种思路,以及条块分级、分散管理,单打独斗的育种科研体系,导致了育种效率不高、低水平重复,选育品种同质化严重,缺乏市场争力,难以应对跨国育种业公司垄断的挑战。”

  王雷认为,科研单位重论文、轻发明,重数量、轻质量,重成果、轻应用的科研评价体系,也是导致科研育种与生产脱节,选育品种数量较多,突破性品种少,接近一半的品种没有推广面积,育种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重要原因。

  因此,亟待建立推动育种业科研创新的新机制。现阶段,由于科研单位与企业的目的不同、诉求不同、利益机制不同,存在组织形式松散、合作过程缺乏利益和信用保障机制等问题,难以形成研发牵动企业,产业构建市场、市场引导研发的良性循环,产学研一体化还远远未能实现,科企合作机制和合作模式还有待进一步探索。(经济日报记者 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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